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以尋求優質教育質量與提高國家教育國際競爭為目標的教育國際化和教育的全球化發展交織在一起，成為當代世界教育發展最為突出的特征。
學生全球流動成為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重要趨勢
當前，一些院校為應對全球化挑戰，主動把握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紛紛設計豐富的國際教育交流合作項目，通過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積極推動院校學生的跨文化教育交流與合作實踐。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學生為獲得高質量的國際教育體驗并開闊自身的視野，主動參與全球交流實踐活動，希望通過在全球范圍進行多種形式的跨文化旅行與海外專業學習，積累個人學習經驗，獲得未來參與國際勞動力市場的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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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教育推與拉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跨文化的研學旅行與海外專業學習，學生的全球流動現象也日益成為教育國際化最為突出的現實特征。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學生全球流動數量從1993年的130萬人次增加到2016年超過485萬人次，到2025年這一數字將進一步增長到800萬人次。隨著教育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學生全球流動的數量、結構與質量也將發生重要的變化?？傮w來看，學生在全球范圍的流動，不僅在他們未來人生成功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更具有提升人類多元文化理解能力以及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意義。
在這種背景下，學生的全球流動現象成為當前教育國際化研究的重要熱點問題。但是，作為全球教育交流與合作過程中的行為主體，國際學生的公平待遇、校園內的融合、跨文化能力、完成跨文化學業的機會與質量保證等權益，在教育國際化相關研究中卻難以獲得重點關注。長期以來，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與國際教育競爭的影響，學生的國際流動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利益驅動的。留學生在東道國的文化適應與調整，面臨諸多道德倫理方面的挑戰，這也成為教育國際化過程中必須正視的制度性倫理議題。
學生國際流動成為一項關鍵能力
當今全球化時代，學生走出自己國家與民族文化的舒適圈出國留學，每一個人都有其復雜的國際教育流動的動機與理由，或基于教育，或出于異域文化體驗與國際知識分享，或出于今后就業經濟方面的期望，或基于對未來人生成功與抱負。因此，在對學生國際化的分析過程中，需要關注如何激發學生參與國際流動的能動性，聚焦國際學生多樣化的留學目的，積極與包括學生主體在內的教育國際化中所有利益相關者開展對話，傾聽他們在國際流動過程中真實的聲音表達。隨著學生國際化越來越成為國際教育重要的發展趨勢，致力于建立具有包容性、合理與完善的學生國際流動支持服務體系，變得越來越迫切。
作為參與全球流動的學生主體，他們在參與全球流動實踐的過程中，必將充滿著多樣性與特殊性的國際流動經歷，尤其是他們可能需要在這種不確定的物理、社會與心靈的多層次交錯的全球時空流動中，接受異域文化生活與國際教育教學范式的挑戰。他們可能面對不同的跨文化調適問題，在飲食、居住條件、學習方式、互動模式以及行為規范等方面被動接受異域文化，不斷完成自我心理層面和文化層面的建構與重構。為此，在全球流動中的學生必須具備應對重大磨難、情感壓力、文化適應與個人困難的綜合能力。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對全球大多數國家與地區的學生的國際教育與學習都帶來了巨大沖擊。這些國際學生需要獲得更多的關心、理解并為其提供服務與支持，保障他們在國際流動中的基本權益，讓他們更有信心和能力參與到全球流動之中。
目前，盡管越來越多的學生走出國門，跨越地理空間的限制，參與跨文化學習與教育的流動，但是他們的學習過程與學習成果卻呈現不同的表現。留學或跨文化實習實踐，并不能保證所有學生的全球能力的增長，因為最終的留學效果還與個體的學習動機、學術準備、院校支持及跨文化課程設計等因素有關。換言之，全球學習過程的水平與結果，反映的是參與流動的不同學生主體在全球化社會與空間流動領域的特定能力的差異。
促進全球學生流動的關鍵能力，需要突破以往國際教育資源分配制度不平等的解釋范式，關注全球流動中學生的多樣性體驗，激發他們作為流動主體的能動性，這是理解當代全球化社會中學生跨越全球地理空間流動的一種重要轉向。我們認為，學生參與全球流動的能力，是一種參與全球學習實踐的主體能力，首先需要每一個學生具有強烈的全球學習的良好動機與合理意愿。其次，它是學生邁開腳步主動參與全球流動的行動能力，是學生面臨未來全球化的世界走向成功所需的一種可行能力。再次，在全球化時代，每個人在全球空間進行合理自由的流動行為，是一種自由權益。從這個意義來看，學生參與全球流動的能力，應該是政府與社會為每一個學生提供平等享有全球跨文化流動的機會和條件。
加強對學生國際流動能力發展的支持
關注全球流動中的學生主體，促進并發展學生全球流動中的能力，關注跨國教育質量與學生國際教育風險問題，成為全球不同區域教育組織、國家政府、院校機構培養與提升學生全球流動能力發展的重要戰略與政策選擇。形成、提升與培養學生具備全球流動學習生活的機會與潛在能力，已成為當今國際教育改革與行動面臨的重要機會和挑戰。
在學生全球流動能力建設過程中，普遍認為接收國際學生的各國政府與院校教育機構在確保國際學生的權益方面應該擔負更為重要的責任，主要反映在政策和監管的方法，以提供對國際學生權益的法律保障與服務支持。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頒布了世界首部對國際學生權益進行全面保護的《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法》（Education Service for Overseas Students Act），旨在形成以保護國際學生利益為核心的教育服務體系。2012年，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從國際學生權益保障的角度出發，指出政府和高校應根據國際學生應有的人身安全、住宿與住房、身心健康、就業與移民、申訴以及隱私等權益提供相應支持與服務項目，以最大限度保障國際學生的人權。在院校國際化教育方面，一些國家通過改革提升國際學生培養的教育質量與增強留學體驗服務。在國際組織層面，針對近年來全球快速增長的流動學生群體的權利和福利脆弱性引起的重大關切，歐洲國際教育協會（EAIE）制定了《國際學生流動憲章》（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Charter），規定了一套保護和加強全球流動學生權利的標準，其中涵蓋公平待遇、學生在校園內的融合、學習貸款的可轉讓，以及在簽證或收容機構危機時保護學生身份等問題。
展望未來，支持與服務學生國際流動中的能力建設應該成為國際教育新的突破點。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對學生全球教育流動與教育國際化的影響可能會持久存在，但我們需要以一種樂觀主義精神，對于維護全球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保持信心。我們相信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指導下，世界教育體系將會繼續保持開放性，凝聚人類主體價值共識，團結利益相關者，形成一個更廣泛的全球利益共同體，讓學生們在人類不同的地理空間富有成效地學習生活，并為解決全球性挑戰作出應有的貢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一般項目“百余年來國際教育發展進程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研究”（BDA22003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