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是一個國家維持經濟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疫情期間，美國出現糧食短缺現象，一些民眾排長隊在食品銀行領取面包、牛奶、水果、蔬菜和罐裝食物，但這只能解決個人和家庭的三餐問題。糧食短缺不僅導致營養不良人口比例和多種重大疾病發病率的上升，更反映出美國社會的結構性不平等。2018年，已有3720萬美國人（其中包括1150萬兒童）無法持續獲得充足且營養豐富的食物。進入后疫情時代，美國社會動蕩加劇，幾十年的糧食安全建設成果危在旦夕。一些美國學者認為，有必要回溯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通常指19世紀70年代至1900年前后這一歷史時期）的糧食安全危機，尋找當前糧食短缺的根本原因，揭示民間糧食援助機構背后的資本運作機制。圍繞以上話題，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美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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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金時代的糧食安全問題
美國圣十字文理學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美國歷史教授愛德華·奧唐納（Edward T. O’Donnell）告訴本報記者，自鍍金時代以來，美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就與經濟周期波動、財富分配不平等、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和價值觀密切相關。1870—1900年，美國工業經濟迅速增長，工廠產值從1860年的19億美元飆升至1900年的130億美元。但19世紀末期，美國出現了兩次經濟蕭條和一次嚴重經濟衰退。經濟困難時期，美國失業率高達25%，讓大量從事低薪或無薪的重體力勞動者難以得到糧食保障。
奧唐納表示，居住在城市的糧食不安全群體通常是第一代歐洲移民。為了支付昂貴的城市食品消費，他們幾乎沒有剩余的積蓄。與此同時，干旱等自然災害摧毀了農民的畜牧產業和莊稼。美國經濟的不穩定性讓本來就不穩定的糧食收成利潤更少，最后導致農村人口也面臨糧食危機，特別是南方非裔美國人更為嚴重。自《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頒布后，許多獲得自由身份的非裔美國人在內戰結束后作為佃農繼續在前奴隸主的土地上勞作。極具剝削性的合同要求佃農上交部分糧食給地主以租用農具和耕地，這導致他們身無分文，無法自給自足。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奧唐納提出，在鍍金時代，自由放任主義成為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人們普遍認為，政府不但規模要小，還要減少對個人和市場的干涉，允許其自由發展。因此，任何為貧困人口提供食物或住所的公共政策在當時都是不合理的，也不會得到選民的支持。與此同時，資本家往往將不幸歸咎于個人弱點和自身缺陷，以懷疑和輕蔑的態度訓斥窮人揮霍浪費、酗酒、不愛干凈等生活陋習，稱糧食短缺是他們自食惡果，與經濟制度毫無關系。盡管一些慈善組織開設了食品救濟站，但其規模較小，無法消除社會層面的貧困和饑餓。
奧唐納認為，鍍金時代工農階層的經濟財務持續惡化到難以支付糧食開銷的程度，最終引發了多起社會抗議運動。1877年，美國爆發了第一次全國性罷工，數十萬失業鐵路工人組成“饑餓大軍”，向政府和公司討要薪水和其他勞工權益。受經濟蕭條的影響，1894年，商人雅各布·考克西（Jacob Coxey）帶領500名失業工人組織抗議游行。他們一路從俄亥俄州走到華盛頓特區，考克西在國會門前訴求：“我們正在與全人類的敵人進行一場痛苦而殘酷的戰爭——一場對抗饑餓、悲慘和絕望的戰爭，我們要求國會重視我們的請愿?！?/p>
奧唐納總結道，21世紀的社會科學調查研究讓美國能夠更全面地掌握國內糧食短缺人口的特點和范圍，但是偏袒富人、剝削工農階層的經濟體系和忌憚窮人的精英思想，依然阻礙著聯邦政府進行糧食供給調配、收入調節分配等結構性社會改革。
當代美國糧食安全問題的新特點
自1995年起，美國農業部每年都對4萬個典型美國家庭進行糧食安全年度評估。美國農業部將“糧食短缺”定義為在過去一年里，家庭獲取營養充足、安全的食品數量有限或不確定，或者家庭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獲取安全食品的能力有限或不確定。盡管糧食短缺家庭的飲食質量和種類會降低，但不一定會減少攝入量。相比之下，“糧食安全性極低”家庭的飲食總攝入量明顯減少。而“有糧食保障”的家庭在一年中的任何時候，都能獲得讓家庭成員健康生活的足夠食物。
據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服務局發布的報告顯示，2020年，美國糧食短缺家庭數量比2019年增加了100萬。2021年，該數字略有下降，但糧食短缺家庭仍然占全美家庭總數的10.2%。與此同時，510萬個家庭（3.8%）生活在糧食安全性極低的狀態中，無法持續支付一頓平均成本為3.09美元的健康膳食開銷。出于貧困，56%的糧食無保障家庭參加了一個或多個聯邦食品和營養救助項目。
從人口特征上看，美國南方農村地區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貧困率，讓當地家庭的糧食無保障率列居全國前10%。由于收入差距，全美國的非裔和拉丁裔家庭都更容易陷入糧食無保障狀態。居住在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以及保留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家庭極度依賴糧食進口，導致其陷入糧食無保障狀態的可能性極高。此外，單身母親戶主家庭的糧食安全問題嚴重程度幾乎是單身男性戶主家庭的兩倍。
民間糧食援助網絡深入美國社區
美國非營利組織“美國行動論壇”（American Action Forum）人類福利政策局前局長塔拉·奧尼爾·海斯（Tara O’Neill Hayes）總結了導致美國糧食短缺的幾大因素：低收入、高失業率、新鮮食品社區供應不足、買菜距離遠、無便利出行工具、無住房或住房開銷負擔大。目前，美國政府為家庭月總收入低于1920美元的人發放糧食福利電子卡，用于購買糧食。美國民間慈善機構也通過食品銀行、食品儲藏室（Food Pantry）和流動廚房（Soup Kitchen），以更開放、更便捷的方式將過剩食品分配給更多有需要的群體。這些慈善機構一般從屬于宗教組織、學校和志愿者協會，靠捐贈和志愿者維持運營。近年來，美國企業向民間糧食援助機構捐贈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食品和資金。
美國社區糧食安全聯盟創辦者之一安迪·費舍爾（Andy Fisher）曾撰文稱，食品銀行是美國民間糧食援助機構中規模最大、救濟范圍最廣的組織。它既充當了糧食倉庫，又提供了運輸業務，在食物過剩的機構和食物匱乏的社區之間搭建了橋梁。食品銀行根據所在地食品加工業、餐飲業和農業的特點，以稅務免檢的獎勵方式從各種來源獲取食品，包括政府為振興農業經濟收購的食品、超市無法出售的食品、食品加工商生產的過剩與有瑕疵的產品、餐飲業的熟食以及罐裝食品。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經濟衰退期間，政府削減了糧食援助項目，民間緊急糧食援助網絡隨之迅速擴散。疫情前，美國共有200多家食品銀行和大約60000家食品儲藏室和流動廚房。
擴大食品捐贈無法解決糧食問題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社會學榮譽教授珍妮特·帕彭迪克 （Janet Poppendieck） 發文稱，后疫情時代，民間糧食援助機構的成效離不開資本投入。在美國小型糧食援助機構中，多數人是年長的志愿者，但疫情讓許多老年人被迫放棄志愿工作。由于預算緊張，許多食品儲藏室無法擴充員工，導致紐約市40%的食品儲藏室被迫關閉。與此同時，食品銀行需要更多企業捐款來購買卡車、儲存空間和冷卻器械才能保障運送。
帕彭迪克認為，民間糧食援助機構通過施舍“糧食禮物”來代替人們爭取“糧食權利”的做法，不能從本質上消除美國長期的食品安全危機。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食品勞工研究中心主任、公共政策學教授薩魯·賈亞拉曼（Saru Jayaraman）表示，民間糧食援助機構的運營理論建構在忌憚窮人的精英思想上，即總有一個下層社會無法自給自足，需要依賴上等階層的慷慨施舍才能生存。在這種思維模式下，解決饑餓問題的最佳方法就是無限擴大食品捐贈和施舍流量。但事實上，當前領取援助的多為從事低薪或兼職工作的勞工。奧唐納告訴記者，自1980年以來，美國工人和中產階級經通貨膨脹調整后的實際收入并沒有增加。而且，法律對零工經濟下的勞工權益保護尚不全面，導致陷入貧困的工人只能依靠糧食救助維持生計。同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美國企業一邊捐贈資金給慈善機構，一邊在國會游說將最低工資保持在盡可能低的水平。糧食慈善事業為企業帶來了公共信譽，還轉移了大眾對企業拋棄社會責任致使員工失去保障、陷入糧食短缺的注意力和問責意愿。在賈亞拉曼看來，民間糧食援助機構與資本主義的增長機制聯系在一起，看似是在緩解社區的糧食短缺問題，但實際上是在助長未來的糧食安全危機。
帕彭迪克認為，民間機構分配食品需要配合長期的社會結構性改革，才能徹底解決美國糧食危機。在改進糧食生產與供給方面，帕彭迪克認為，當前美國高度集中的食品加工行業需要去中心化，減少企業為贏得市場競爭而生產過剩進而造成食物浪費的現象。此外，地方政府可以代表醫院、監獄、學校系統進行公共食品采購，推動構建區域性糧食經濟體系，帶來勞工收入提升、農場可持續性生產、社群健康發展和生態平衡等多種益處。一些食品銀行已經通過收購地方農產品來減少對企業捐助食品的依賴，同時鼓勵農場加入地方糧食經濟內循環。在改進糧食需求方面，民間糧食援助機構需要與勞工權益、食品加工、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社會組織形成更密切的合作，整合更多資源，投身于提升最低工資、完善臨時工勞動法律權利、改善勞工住房和出行狀況等活動中去。只有從社會結構上消除引發美國糧食短缺的種種因素，才能真正減少依賴糧食救助的人口數量，實現國家層面的長期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