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往往具有一種中間性：它并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具有“硬科學”的地位。也就是說，一方面，它并不如自然科學那樣具有標準化的方法論支持以及一經證實就可直接被后續研究使用的研究結果；另一方面，它又比文學、藝術等各門創造性學科更為“科學”，即不像這些門類一樣是純然的主觀創造。也正因此，社會學才具有某種“較軟”的科學性。為此，從法國理性主義哲學傳統出發而一直對主體抱有某種程度不信任的?？虏艔娬{，對于科學性來說，“作者”（auteur）這一概念多少是一種干擾。出于診斷時代的目的，?？抡J為應該更重視那些匿名的文獻并賦予無主體的知識以更強的生成力量。但在他的體系中，主體總在承受著各種來自外部的力量，這也是他常常被批評的一點。我們因此也需要考慮主體“既遭受又創造”的雙重意義。
這個問題對于社會學中的翻譯而言并不是無關緊要的。一方面，我們會好奇，社會學翻譯工作與自然科學翻譯和文學翻譯存有何種差異。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樣好奇，譯者作為一種新文本的作者，是否也僅僅是無可奈何地接受，或是以自身的主體性來干擾譯本；如果不是，他又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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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學和文學中的翻譯
關于第一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硬科學中的翻譯。對于自然科學來說，重要的是確定術語。在此之后，硬科學的著作往往如硬科學研究本身，是在一種標準技術流程的意義上完成的。這就使硬科學翻譯不必在意諸如可讀性、場景關聯等方面的要求，而只需專注于忠實地完成語言的系統間轉換。
當然，這也不意味著對翻譯沒有任何要求，謹舉一例。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一詞就其實際含義應為“被其他變量（自變量）所影響的變量”，若僅從字面意思出發，其應為“（被）決定的變量”。那么，“因變量”一詞表達的就是作為結果的項而非作為原因的項，后者為自變量，即自身作為自我演變的項，其存在和演變不需要追溯更為先在的其他因素?！耙蜃兞俊边@個中文翻譯雖然影響廣泛，但很不幸地在理解上存在障礙。任何有教學經驗的學者都會承認，初學者往往借助望文生義來獲得最初的一些概念知識，而“因變量”這個詞的翻譯就無法承擔推廣方面的正面意義了。所謂“因變量”恰恰不是“作為原因的變量”，而是“作為結果的變量”，其促生原因外在且獨立于它。因此，雖然硬科學上的翻譯更多是在技術標準化的意義上進行的，但對于語詞、語義方面也不是沒有要求的。
文學作品的翻譯則是另一幅景象。我們都聽說過林紓翻譯各種文學作品的故事，他一生翻譯了多部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但本人卻并不通曉英語。他首先讓通曉英語的人向他講述語句的意思，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將其重現為優美的中文作品。這或多或少就是一種再創作過程，譯者作為譯出文本的作者，無疑發揮了標準化的硬科學翻譯中完全不存在的那種主體性；好的文學翻譯因此也極大依靠譯者的創造性闡釋。
社會學翻譯中的場景復雜性
如果說社會學介于硬科學和文學之間，那么社會學翻譯實際上也處于硬科學的標準化翻譯和文學的闡釋性翻譯之間，從而更難以處理。這需要將社會學翻譯劃分成兩個層面來談。對于仿自然科學式的研究的翻譯，似乎完全可以歸并到硬科學的標準化翻譯之下：只需要選擇有代表性和更為精確的術語來豐富已有的學術翻譯體系，就能像自然科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樣，繼續完善這個體系。較難處理的則是剩下那一部分沒有比照硬科學而開展的更為強調元理論的社會學著作。
在這種情況下，翻譯難題無疑來自場景的復雜性。但籠統地談論場景復雜性，使它成為一種“遮羞布”式的存在來回護不成功的翻譯，還是沒有什么意義。場景復雜性實際上從本體和認識兩個層面影響到這些門類的翻譯工作。首先，關于作為本體的場景復雜性，我們用“謝謝”這個詞的語言差異來進行說明。在法語中，“謝謝”為merci，與英語中的mercy具有語詞上的同源性。但是，英語中的mercy在其具體使用中指向仁慈，而法語相應則“大詞小用”了。意大利語則“大詞小用”了與英語的mercy意義相近的grace，即恩惠。類似的不僅有意大利語中的grazie，還有西班牙語中的gracias，以及加泰羅尼亞語中的gràcies。而英語的thank則無疑形似瑞典語中的tack和德語中的danke。同時，葡萄牙語則“大詞小用”了法語中表示強制的obliger，用obrigado來表示“謝謝”。我要表達的恰恰不是這些能指之間隱約的對應關系，而是每個語詞背后與本文化不可剝離的場景關聯?！爸x謝”可以來自“我欠你的”或“你對我有恩”，又或“你展現了仁慈”，自然也可以用一個固定指稱來表示感謝，比如漢語中的“謝謝”，背后則是特定場景的文化生成過程。那么，操作手冊式的翻譯在社會學翻譯中就不怎么現實，場景本體上的復雜性多少要求譯者對譯出文本的場景有較為深入的了解。
其次，如果說場景復雜性作為一種背景本身就內含于譯出文本，那么譯者也應對原作者意識到的場景復雜性有充分的認識。當然，這個問題也因譯者而異，背后則是不同學說的差異。例如，“看不見的手”在亞當·斯密那里和在諸如瓦爾拉斯等更為強調系統而忽略個體意圖的學者那里，就往往不是同一個意思。前者的“看不見的手”是寓于每個人的經濟理性行動中的，而并不像后者的系統平衡那樣凌駕于每個人之上。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么理性人預設會被斯密看作“看不見的手”的先決條件。理性人不是受外在規律決定而不思考的人，相反，他含有特定取向的思考方式在互動意義上推論性地產生了“看不見的手”這個市場規律。那么，所謂市場規律，在斯密那里更接近一種系統復雜性，或譯為系統規律較為適當；而當今一些從系統整合出發的學者那里的規律更接近一種剛性機制，或譯為結構機制較為適當。與此相似的還有對因果性的場景化理解。大多數人都認同因果性在條件和結果之間的強相關關系，但需強調的是，這種理論姿態卻不是諸如韋伯和桑巴特等德國歷史學派學者談到因果性時的意思。所以，譯者就應該在看到causality一詞時首先考慮到文本中內含的場景復雜性。
社會學中的翻譯意味著什么
要最終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來看看社會學中的翻譯不是什么。正如上文所言，討論社會學翻譯需謹記兩個前提，一方面是社會學居于硬科學和文學之間的軟科學性，另一方面是社會學內在的場景復雜性。所以，首先，社會學中的翻譯就不是標準化之下的語詞互換游戲。其次，既然社會學的場景復雜性與譯出文本不無關系，翻譯也就不是譯者的知識體系在不加反思的狀況下對譯本所依托的知識體系的套用。structure一詞在英語作者那里表達的往往是現象場景的結構，其背后是培根和休謨的經驗主義認識模板；而在歐陸學者那里表達的則是先驗結構，其背后是理性主義的認識模板。再次，社會學中的翻譯也不純然是長句改短句等出于修辭或審美目的的再創作。翻譯既不是譯者對于原始文本的簡單接受，也不是譯者對于讀者的支配。那么，無論是對于原始文本的迎合還是對于讀者的迎合，都是不可取的。
這三個“不是”要求社會學中的翻譯努力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既是在譯本的可讀性和著作的原貌之間的可讀性上的平衡，又是在譯出和譯入兩個文本背后的兩種場景之間的平衡。譯者最終應放棄一種中世紀的商人的角色，商人雖然也客觀地實現著交流，但最終是以自己獲利為目的的；而譯者穿梭于兩種場景之間，對兩種場景都保持一定的熟悉感，卻最終在目的上將自身放在一個很次要的地位?；蛟S實現兩種場景間的交流會給他帶來心理上的愉悅，那么翻譯能力和翻譯倫理最終也歸并到“交流”這個人類的原初態度上去了。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社會學院、馬賽大學經濟學院）
